平生孤陋寡闻，在读书上非常佩服陶渊明。窃以为他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所说：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，是对随便翻翻的最好注解，说出了读书之乐、读书之道。
读书需要一种心境，一种闲情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“冷摊负手对残书”，此情此境，令人向往。若三餐不继，饭碗堪虞，每日为人际关系而伤神，则开卷欲望全消。退一步说，现在还有多少人相信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是通过读书达到的？一天的紧张工作之后，人们打开书本，翻开杂志，不是为了继续紧张的工作，而是为了松弛疲劳的神经。随便翻翻正适合人们的这种需要。
读书之乐在于随便翻翻。不需要正襟危坐，不用写读后感，想读什么就读什么。一切从趣味出发，不带任何功利性，只是因为爱读书而读书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各类学生大部分体会不到读书之乐，因为所读之书是老师指定的，而老师的要求和学生的愿望并不总是一致的。
孟子说：“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”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注中有这样一段：“亮在荆州，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、徐元直、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，三人务于精熟，而亮独观其大略。”不尽信书也好，观其大略也罢，都有随便翻翻的意思，此乃读书之道。对书籍（包括经典）岂可句句认真，处处坐实？读万卷书总与行万里路连用，其实是两码事。只有“行”，才能“知”，这就是陶知行更名为陶行知的一个原因。陆游说：“古人学问无遗力，少壮工夫老始成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（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）知易行难是一种普遍现象，在历史学家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。《前四史》的作者个个学问渊博，文采斐然，著作千古流传。鉴往知来，他们本应更懂得审时度势、避祸消灾，结果恰恰相反：司马迁遭腐刑，班孟坚死狱中，陈承祚不得志，范蔚宗被腰斩。
有些人昨日大谈理想情操，今天却因五毒俱全进了监狱。虽然不应因人废言，但看看他们使用的那些高头讲章，实在令人怀疑其作用。我对道德修养之类的书，历来不感兴趣。看到这类书，我总是不禁想起《十日谈》中那些教士的布道。我个人以为，道德修养更重要的应当是一种实践，而不应仅仅是理论。有些人能对别人讲道德，只是因为他们有权力而不是由于他们有功力，只是因为他们有道理而不是因为他们有道德。对这类书，随便翻翻即可，不能太认真。
近几年辩论之风盛行，辩论之书畅销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按照辩论规则，一方为正，一方为反。有的队连战连捷，兴奋异常。同样一个论题，胜方若抽签而处于相反的一方，他们仍然能获胜吗？如果不能获胜，他们的辩论才能就会大打折扣。如果依旧能获胜，那世界上还有没有客观真理？真理的追求变成了口才的较量，口才好的就有能力颠倒黑白，把非说成是，把是说成非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记叙商鞅游说秦孝公，先后以帝道、王道说之，孝公不听。最后以霸道说之，孝公终于采纳。在很短的时间里，从宣传一种主张转向鼓吹完全相反的主张，这就是纵横家或辩士的拿手好戏。纵横捭阖或者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等是非，齐万物。古今辩论之书，随便翻翻足矣，不值得认真。
台湾学者苏同炳先生认为：木兰从军的故事，如果确有其事，也只能发生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左右至孝明帝正光元年前后（约491—约520），木兰是鲜卑族女子。木兰从军的年代虽然没有公安局、居委会，没有体检，即便当时的统治者鼓励生育，但当时户籍机构对所管辖人员的情况难道那么无知？就算木兰骗过了或者说贿赂了里正之流而混进了部队，但她怎能瞒得了在一起摸爬滚打、征战厮杀了12年的伙伴们？文学作品允许虚构，不必以史证诗，随便翻翻足矣，姑妄听之可矣。
随便翻翻有时碰巧能解决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。因为不是刻意寻求，意外的惊喜往往比意料的满足更能使人高兴。我自认为曾有过这种情况，下面仅举二例。
陈寅恪先生在《论〈再生缘〉》、《赠蒋秉南序》中，二次用天水代替赵宋一朝。语出何典，不得而知。查《宋史·本纪第一》，太祖之父宣祖“累官检校司徒、天水县男”。县男是爵名。晋时，侯、伯、子、男皆封以县，陈国始有开国县男之名。《宋史》卷四七八，“‘天水’，赵之望也”。
杨绛女士《将饮茶》中有一篇《丙午丁未记事》。这篇文章已被译成外文。丙午丁未在这篇文章中只能译为1966、1967（年）。套用弗罗斯特的名言“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”，我们也可以说，寓意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。丙午丁未本身也有说法。《容斋随笔·丙午丁未》“丙午、丁未之岁，中国遇此辄有变故，非祸生于内，则夷狄外侮。……大抵丁未之祸，又惨于丙午……”故有“战斗的1966年，疯狂的1967年”之说。
1995（乙亥）年闰八月，我曾亲耳听到有关专家说绝对不会出现闰正月。后来我在翻阅《陶庵梦忆》时，偶然见到有《闰元宵》一则：“崇祯庚辰闰正月……”崇祯庚辰是1640年，借助于电子计算机，是不难算出那一年是否曾出现过闰正月的。专家言之凿凿，记载又白纸黑字，令人无所适从，正所谓“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。”以后如有机会，当向博雅通识之士请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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